Wednesday, August 29, 2018

中美达成历史性气候协议,中国将何去何从?

中美发布的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引发了各界不同的反响。有人视其为“历史性”协议,“转折点”以及“积极信号”;也有人称其“无实质性作用”,甚至只是“炒作”。而事实可能不出意外地存在于两者之间。联合声明所描绘的或许只是一个经济增长与环境问题并存的未来。

此次声明并未签署正式协议,因而不仅算不上是外交上的成功,更谈不上是气候变化领域的胜利。尽管如此,它却是向着2015年巴黎联合国气候谈判上达成全球协议迈出的重要一步。而且,这一步来的还早于人们的预期。就这一点而言,此次声明为双方进一步制定目标打下了基础:绿色和平组织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李硕称其为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踏板”,而非上限。

中国政府智囊团国家气候战略中心主任李俊峰在描述此次声明的重要性时说道:“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该机构副主任邹骥则表示,从政治上来讲,这些都是切实可行的目标,可改善中美关系,加深双方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

增长放缓的担忧?

但是,中国不仅需要表明达到碳排放峰值的时间,还要明确峰值的具体数值。与此同时,中国还担心这一过程会使经济增长放缓,并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中国的环境立场十分矛盾,一方面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的核心政策,如最新的五年发展规划中就确定了相应的目标和投资;另一方面,却长期反对制定具有国际约束力的减排目标,并一直强调“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该原则将减缓气候变化的责任归咎于发达国家。

尽管政府的合法性大多依赖于确保经济的持续增长,但利润增长10%的日子对中国来说已一去不返。中国政府将不得不接受经济增长逐渐放缓的现实,接受一个所谓的以经济升级与创新为特征“新常态”模式。新华社曾这样描述这一模式,称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将自己的名字镌刻于历史之中,这句话一点也不夸张。

实施改革

中央政府在如何实施目标方面仍将面临一些问题。国有企业、能源部门及地方和省级政府中特权阶级根深蒂固,众多大型国有企业还是国家碳排放的大户。中国在环境治理方面的确存在不足,且经常受到官方保密文化以及行政结构失衡等因素的阻碍。而这一行政结构在对官员政绩进行考核时多以不可持续的增长指标为依据。

过去三十年里,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中央的权利下放。而地方政府在行使管理权的时候,中央政府往往鞭长莫及,这就造成各地方在执行中央下达的指令时千差万别。这也就是说,中央政府启动的重要绿色项目在落实时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

再者,尽管大众普遍对环境问题表示担忧,但从制度上仍然缺少相应机制支持公民对环境问题进行监督。例如,中国虽然已经依照国际惯例白纸黑字地颁布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但遗憾的是,中国政府并未做好准备对各方针对其排放记录透明度提出的质疑加以回应。更令人失望的是:在北京APEC峰会期间,美国大使馆公布的北京空气质量监测数据甚至遭到了屏蔽。而中美应对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也正是在此次峰会上发布的。

清洁发展的未来

但是,该声明在字里行间传达了中美两国不仅清楚在气候问题上踌躇不前所带来的风险,也明白低碳发展所带来的机遇。这些机遇涵盖能效的提高,成本的降低,以及有机会在战略和经济上从低碳技术创新中获益。

同时,人们也逐渐意识到,清洁化增长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空气污染正在成为中国城市生活中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而且,有研究表明,空气污染给中国人口带来了健康危害。最近一项报告指出,由空气污染导致的中国人口健康和死亡率负担超过了GDP的10%。而另一份由中国科研人员发布的报告称,2012年,由燃煤消耗引起的雾霾导致的中国死亡人数约高达67万。

中国或许也认识到清洁化增长的经济论点确实具有说服力。如今,中国不仅在可再生能源投资领域走在了世界的前头,而且也意识到了需求才是创新的原动力。例如,电动自行车(比汽车更高效环保)这种“颠覆性”技术正在中国大行其道,并且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热水器使用国。

正如世界资源研究所的詹妮弗•摩根所描述的那样,只有当联合国巴黎气候峰会日益临近,中美两国能够认真解决各自的排放问题的时候,我们或许才能真正地迎来转折点,迎来一个能够激发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奋勇争先”的时刻的到来。

Monday, August 27,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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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August 15, 2018

中国气候资金未来从何而来?

3月25日,浦发银行第二期绿色金融债宣告发行,规模为150亿人民币。至此,在2016年第一季度全球发行的绿色债券总量中,中国占据了大约一半的额度。此时距离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绿色金融债公告,刚过三个月。一个新兴的绿色债券市场,可能预示着中国的绿色金融实践,将开创本国气候资金来源的新渠道。

中国气候资金需求约在2020年达到峰值

中央财经大学气候与能源金融研究中心最近估算了中国2030年达到排放峰值的资金需求,结果显示:当前中国气候融资的发展处于早期投资阶段(2020年前),该阶段需要快速追加投资规模,预计每年资金需求增速超过4%,直到2020年逐渐增大到资金需求的峰值2.56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当年度GDP的1.79%。其后需要在平稳投资阶段(2020-2030年)维持投资规模,每年实现2.5万亿元人民币左右的投资规模,到2030年左右开始进入投资收益阶段。受益于早期持续投资的长期收益,该阶段资金需求将快速下降,到2050年资金总需求降低为1.50万亿元人民币。

该研究中心在2015年的《气候融资报告》中分析了中国气候资金需求的特征:
由于国际气候资金的流入数量难以准确评估,国内公共资金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杠杆作用,但一些固有问题使得中国气候资金缺口大的问题短期内无法得到缓解。例如,由于界定问题和数据障碍,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本的比例还无法得到准确的估算;清洁技术分布在越来越广泛的行业领域,跨界特征显著,原有的统计口径很难在第一时间完全覆盖各种相关的资金动向;基础设施投资成本高、风险大、周期长;气候变化适应活动产生的经济效益估值困难,对资金的吸引力不足。

在2015年以前,大规模资本介入传统金融市场,还存在较多的投资障碍。2015年以来逐渐启动的中国绿色金融市场,正在改变这样的状况。事实上,2015年以来,中国的绿色金融取得了突出的进展。除了一系列顶层政策文件几乎无一例外地将绿色金融确立为国家战略布局的内容之外,金融市场上涌现了绿色债券的踊跃实践。人民银行在2015年12月22日发布了绿色金融债的相关管理办法,随后仅一个月,浦发银行和兴业银行即在2016年1月27日和28日发行共计300亿元绿色金融债。截止到2016年第三季度末,中国银行间市场的绿色金融债发行额度共计达到530亿元人民币,在全球160多亿美元的绿色债券总额中占据半壁江山。预计在强大债券市场和融资需求的支撑下,2020年之前中国绿色债券的年均规模估计将近3000亿元人民币。这些资金都将用于支持绿色产业,通过资本市场的渠道对气候资金形成补充。

国际层面,多边金融机构依然在募集、管理和分配大部分的公共资源,符合投资方和项目开发方需求的主流金融产品仍有很大需求。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金融领域推动减排的自主行动正如火如荼。巴西中央银行成为全球首家遵循巴塞尔协议III的中央银行,该国更设立了跨部门的绿色债券委员会,推动这一绿色金融产品的发展。印度证券交易委员会也在2015年底出台了绿色债券的概念书(concept paper)。在2011年即要求银行业增加环境风险因子考量之后,中国的“一行三会”监管部门也有相关措施出台。随着绿色债券市场的快速启动,中国在这一轮全球绿色金融的实践中,颇为抢眼。

与此同时,经过两轮征求意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发布了其环境与社会政策。以世界银行集团、亚洲开发银行等为代表的多边、双边银行,已将气候与环境风险作为主要考虑因素贯彻到业务之中,大量资金投向了绿色低碳领域,并创新了诸多金融工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提供适应政策支持,和为脆弱国家提供气候相关的应对气候变化金融产品时,也已开始加强其作用。

此前,在气候领域有所贡献的多边金融机构,主要是发展性金融机构。2014年,这类来源的资金在气候资金总额中所占的比例,达到2011年以来的新高,其中多边和双边发展性金融机构总共贡献了其中的一半,即665亿美元。随着发展性金融机构整体提升气候与环境意识,考虑到亚投行和金砖银行等新兴发展性金融逐渐启动运作,估计多边金融机构贡献额度的曲线,有望在2016年后创造新高。